顾准有智慧，而且非常有勇气，对历史与现状的超前思考，特别令人敬佩。当时文化人里还很少有人能达到顾准这样的境界。他居然在那样恶劣那样孤独的环境之下，在那种连基本生存都已成为问题的境遇之下，能够如此冷静地、眼界如此开阔地思考问题，而且思想是那样深邃，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又是那样的深刻，这在我们国家来说是很少的。

　　从我们整个民族的觉悟来说，感性的觉悟，即感受到“四人帮”的统治很糟糕，1976年“天安门”事件就表现出来了。但真正从理性的角度考虑，看到这不仅仅是“四人帮”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要到1978年、1979年才开始。大多数文化人的水平，大致与全民族同步，超前的很少。像顾准这样在理论上有很多思考、阐述的就更少了。

　　昨天我又把《顾准文集》翻开看了几篇，它里面包括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以及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认识、思考。他讲到，“感情是生命的表现，有感情的东西，怎么样也不是干瘪的。而一切奉命文学，则不论其中有无惊人之语，有无独创的新意，它总是干瘪的。”顾准的话，实在是至理名言。我觉得，对于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来说，几十年来所从事的无非是一种奉命文学，写文章也好，做事情也好，都是在遵循着别人的旨意，谈不上什么感情问题，因为感情已经被挤掉了，榨干了，即使是写出什么东西来，又能有什么新意呢？顾准在谈到感情问题时，谈到学术问题时，都是从人的本体这个角度出发去考虑的。我由此而特别想到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他作为一个人的七情六欲都已被扼杀了，却在强调感情问题。这种感情在顾准身上体现为他对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高度历史责任感，以及一个学者的良心。从他的遗著中可以感受到他写作的激情，如果没有这份激情，他所有留下来的东西都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我国从1957年以后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实在是太过分了。一个人，什么都不能有，包括个性和独立人格，你只要有一点点想法或是要求，都可能被上纲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遭到批判。顾准在他的著作中就谈到了个人主义，有一段我觉得很精彩，他说：“然而有一种个人主义在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志──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种个人主义。”在“文革”时代，整个社会的个人主义已经被贬低到零了，而顾准却在强调这种个人主义。他的观点在当时是震聋发聩的，跟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所提倡的观点，完全相悖。但他不是赌气式的，而完全是一种很冷静的思考。所以我觉得他对神学和对神权政治的那种批判是非常有力量的。

　　我一直想写一篇东西，但还没有写，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他，因为我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以也不敢写。有一次跟一位朋友说起我想写一篇东西，他说：“我觉得顾准已经被谈得太多了，已经把他捧得太高了，你不用写，写了我也不发。”我的这个朋友不左，是个做学问的人，但我觉得他对顾准还不理解，或者他没有真正看过顾准的著作，对他的事迹了解不够。像顾准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很少的。尽管今天他的书已出版了，也有很多的文章谈到他，但他还是没有被更多的知识界的人所了解、所理解。我感到，当我们反思过去的时候，很多人表现得很软弱、缺乏勇气，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过去说过，我们中国没有思想家，因为思考的权利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去了，所以出不了思想家。所谓思想家，他必须敢于冲破别人的思想藩篱，提出自己的新思想体系，才能成为思想家。一直到现在，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在名和利的诱惑下，在旧的观念体系的束缚下，即使自己有一些什么想法或是思考，也总是驻足不前，自觉不自觉地要把自己的思想靠拢到规范的、世俗的、流行的意识形态的潮流中去。有的人遇到某些特殊事情很激动，甚至比谁都激进，到了另外一种情况时，就会变得很乖顺、很听话、很合作、很能规范自己，这样的文化人我看得多了。有时我也想，如果出现新的德莱福斯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像左拉那样呢？我这话跟别人也讲过。有朋友说，问题是不允许，我想如果允许的话大家都变成左拉了，那就无所谓左拉了。像顾准是在当时那样严酷封闭的环境下思考写作，那就很可贵了。所以我有时想，如果不进行反思的话，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仍将是缓慢曲折的。

俄罗斯乡村纪行

刘铭达

　　刘铭达，现任广西国际税收研究会会长。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教授、校长等职。中共十六大代表；全国十届人大代表。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发表财经论文上百篇。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授予“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作出突出贡献者”荣誉勋章。

　　受聘为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院校的博士、硕士生导师、教授。

　　作为一个中国的财政人，我对乡村是那么熟悉，且充满了无限爱恋，我把我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广西大地的农村，也献给了这里城市的崛起上。退休后，热切地想把所学的财政经济知识，继续奉献给财政经济事业，调研文章笔耕不辍，颇有成绩。于是，想打开调研的窗户。几年前有幸去了趟俄罗斯，在数月的调研中，感受俄罗斯的乡村和基层百姓生活，许多片段，至今令人感动，也难以忘怀。

　　最后的农场和悠闲的村民

　　到安德列夫斯基农场考察。

　　列宁曾经说过：“不实现农业集体化，就谈不上什么共产主义。”20世纪20年代末，旧式的俄国农业甚至无法供养城市，无法为迅速发展的俄罗斯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提供足够的粮食。根据列宁同志的合作社计划而制定的农业集体化方针开始实行，苏联的农村也进行着伟大的变革。为了吸引农民加入集体农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政府贷款和机器，并用税收政策重力助农。经过集体农庄改革，苏联农业实现了高度机械化，拖拉机站遍布农村各地，绝大部分的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为苏联的农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改变了俄罗斯农村落后愚昧的状态。经过这场革命，农业不再是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绊脚石，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