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晨，原名陈安康。浙江宁波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上海市税务局宣传干事，《中国文学》杂志编辑、编委，《光明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文艺报》副主编，编审。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传记《巴金评传》、《巴金的梦》、《亚里士多德》，文学评论集《陈丹晨文学评论选》，论文集《艺术的妙谛》、《在历史的边缘》，随笔集《水流何处》、《枯荷听雨》等。

　　我1950年认识顾准时，还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青年。当时提出要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大批的干部、青年学生都输入到财经战线去。我中学刚毕业，不到20岁，就分配到上海市财政局工作。顾准是局长，是我的第一个上级，我跟他有过一两次接触。那时他在机关里威信很高，工作能力很强，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大概是因为刚解放，我又很年轻，所以用一种崇拜英雄的眼光去看他。我在那个机关里待了好几年，他下台以后，对于后来的几任领导，我就没有这种印象。虽然他离开了，但我一直在远远地关注着他。比如他又去研究经济啦，他发表了什么文章啦，后来又成了右派啦，等等，这些都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我以后再没有见过他。

　　1951年，我听过一次他的报告，距今已40多年了，但他讲话的样子，以及讲话的一部分内容，至今印象还很深。当时国内正在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机关里放的电影，是根据茅盾小说《腐蚀》改编的，地点在市府礼堂。放这部电影是为了配合镇压反革命。后来我听说有人批评这部电影同情女特务。放映之前，顾准来做报告，他站在幕布前，给我们讲《腐蚀》这部电影。他的讲话一反那种言之无物、空话套话连篇的习气，不拿稿子，说得很实在。电影的内容是反映抗日战争期间年轻人误入歧途，以后在迷途中挣扎，表现了一种痛苦的心情。原小说对女主人公的处理，给人留下了悬念，而改编后的电影则表现她投向了光明。顾准通过这部电影向人们做工作，要那些当时误入歧途的人去坦白。他的讲话寓情于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而不是简单地说教，也没有威胁性的言辞。当时群众对共产党干部进城以后的生活方式有很多意见，顾准在讲话中做了解释。他说，不能用平均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有许多事情是工作的需要。他特举陈毅市长有两辆车为例，还说到自己在形势紧张时，后面跟着“两杆枪”（两个警卫员)。

　　当时上海财政与税收是分开的。除财政局外，还有直接税局（商业税）、货物税局。三个局各有副局长，而局长都是顾准。我刚参加工作时就站在柜台里给人家开税票。宴席、娱乐、车辆都是要收税的，这是地方税，由财政局收。直接税是商业方面的。街上到处有这三个局的征税布告，布告上局长都有签名，名字还有套红的。所以顾准的名字大街上到处都有。后来把三个局合并了，统称为税务局。那时顾准是上海财经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一般人都知道他，以后他又当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还兼着财、税两个局的局长。

　　他在财委办公的时候，有一次上海搞一个华东城乡土产交流大会，就在当时的跑马厅旧址。那里解放后很荒芜，只有偶尔集会。当时我在一个处里当秘书，处长叫我去找顾局长题个词，于是我就去找他，他一点儿没有架子，问我：“你说写什么好呢？”他当时对这种事也很随便，并不像现在有些人，把到处题词当作什么荣耀。

　　因为他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第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人，所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觉得他是个很温和、很亲切、很能干，讲话又通情达理的人。以至于到了“三反”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知道他突然被撤职，感到非常震惊。同被撤职的还有《解放日报》总编恽逸群等。现在回头看，恽逸群也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文革”中写下了批评个人崇拜的文章。当时正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一气撤了八个很重要的领导干部，没有一个人跟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有关系，与“三反”根本对不上号，而且处分非常严厉，马上就撤职，我感到不太理解。顾准在上海一下子就消失了。他的爱人汪璧，瘦瘦的，戴着眼镜，是税务局里的一位处长，过不多久，也看不见了。一个很重要的老干部，怎么能一下就糊里糊涂地消失了？从此之后，也没有人给机关里的党员、干部做过任何交代，说说这些人到底是个什么问题。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很困惑，很不理解。同时自己对这个人还有好感，你说他是坏人，我就不能接受。

　　又过了30多年，20世纪80年代末，忽然在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里看到顾准的遗作，知道他当时是在那么一个环境里面思考、写作。我把他比喻为在茫茫的黑夜里的一个踽踽独行的人，唯一跟他有通信联系同他讨论问题的就是他的兄弟。他已经走到人生的绝路了。难能可贵的是，在那种境遇下，他居然还能那么冷静、清醒，那么理性地思考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和现状，从历史经验中来探索中国的命运。他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很多批判性的建议，他的这种批判性建议不是牢骚。

　　我也见过很多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或者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他们在受迫害时，有的是等待伟大领袖哪一天来解放他，哪一天能够了解他、重用他，他们靠这个而不屈从于“四人帮”的淫威。还有人感觉到党内生活不正常，感觉到这段历史不正常，受迫害很痛苦，但是无所作为。当然也有人寄希望于那些掌权的造反派，希望能把他结合到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去，这样的人我们不去讲他。

　　我想到有几位我极尊敬的文化人的情况。

　　例如巴人。他的命运是一场悲剧。1927年党就派他打入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当了机要科科长。出生入死干了几十年革命，吃过许多苦，坐过多次牢。解放后当过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59年挨批，他就去研究《印尼通史》，“文革”中又把他遣返回乡，最后变成了狂人。他在晚年受迫害时，就写作《印尼通史》，“表明我对党对人民的态度”。我曾问他的儿子，巴人生前对历史和现实生活有没有反思和认识？他儿子说，没有。当然他也很了不起，他写出了一百四十万字的《印尼通史》，从古代史一直写到近代史，从学问上来说很有贡献，但还不是反思中国和人类的命运。

　　还有巴金。巴老在“文革”后期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巴老曾说过：“我自己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他也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