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读书遗产是光彩夺目的庞大宝库，那么，接受这份遗产，则需要费些力气。毛泽东读书量大、面宽、时间跨度长，笔记简详、深浅、独特性与概括性不一，整理起来可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而读书笔记又常常最富个人色彩和随机性，有些还是进入自由王国的“任我行”之语。海量的精彩片段，令人难以形成完整全面的认知与结论。《精讲》在这方面立了大功。全书148万字，分为“战略”“哲学”“文学”“历史”四大卷，以现存有据的毛泽东批注过评点过谈论过的文字记录为依据，以观点为条目，每条由原文（有些略去）、毛泽东的笔记和谈话、精讲三个层次组成。《精讲》最具特点的确实是“讲”，讲得精准、精到、精确，富有学术性、思想性、条理性与全面性。既有对原书作者的介绍，又有毛泽东阅读的背景，笔记或谈话的针对性和着力点所在，还有各种相关说法、历史勾连等，就连毛泽东在其他场合其他年代谈到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同一本书时的不同或相同的说法，也一一互为印证，最后，往往还能读到精讲者水到渠成的点评。如此，读者得以捋出毛泽东思考的来龙去脉。

　　在读《新唐书·马周传》时，毛泽东同意作者欧阳修对马周从一介草民成长为唐太宗的股肱之臣的赞扬，然而却不赞同作者最终评价他“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针锋相对地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他认为马周所上奏折，乃“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泽东不惜贬低傅说、吕望、苏轼等人，为马周辩护。此处，《精讲》用大篇幅讲解了马周向唐太宗所上奏折的建言内容，并说明毛泽东在多处重重加了旁圈，最后写道：“毛泽东对出身卑贱者、年轻人有偏爱，马周其一例也。”此言看似出乎意外，实则深得毛泽东之心。

　　对于毛泽东谈《诗经》，《精讲》梳理了毛泽东从1913年开始，在笔记、启事、书信中多次对《诗经》的引用和解释，以及50年代为列车服务员所写便条（让她把“静女”四句送给男友），强调了毛泽东对《诗经》的熟稔和理解程度。然后《精讲》指出，毛泽东同意司马迁所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而不同意孔子的“怨而不怒”说，毛泽东的观点是：“心里没气，他写诗？”这样的梳理，不仅把话题讲透了，也讲出了一个有学养、有血肉的毛泽东。

　　李白的名诗《蜀道难》，历代权威文论对它从思想性方面作了各种猜测，《精讲》列举元代和今人的两种说法，一说是讽喻安史之乱中玄宗逃难入蜀，一说是提醒沉迷蜀地的人四川随时有发生变乱的可能。《精讲》告诉我们，毛泽东恰恰不同意这些政治色彩的分析，他说“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他感兴趣的就是这首诗的“艺术性高”。太妙了！

　　《精讲》第四卷说：“毛泽东大概要算二战以来各国领导人中最喜欢读史，也读得最多的一位”，“从古代汲取今日建国治国的经验教训，应该说，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长处或优势”。然后，《精讲》也说到：“这可能又是毛泽东的一个缺点，他由于过多了解传统，有意无意间会受到传统某些阴影的影响，对现实问题产生一些误解，从而影响了他对时局的正确评估，也影响了党内的民主生活。”站在21世纪的今天看，这样的评点，应该说是严谨、科学、富有启示性的。

　　读了《精讲》，可以设想，毛泽东曾以怎样的热忱，怎样的妙悟面对书之海洋、书之山岳，书之深邃内涵、书之感人肺腑。可以设想，毛泽东正是在书海里，活跃了思维，造就了精神品质，解开了精神枷锁，与古今中外的圣贤智勇切磋了能力，试炼了精神，发现着新大陆、新图景！在沉潜于书海的时候，他的主体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他是最最纯粹的他自己。可以说，没有二十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洪流，没有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就没有毛泽东；没有那些浩瀚书文的化育、滋养，也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可能有毛泽东的诗情、才情，高度、深度。

　　《精讲》实为一部可读之书，信息量大，知识性强，可以知人，可以鉴史，可以大开眼界。为了给读者铺设一条坦途，编者们知难而上，做了大量考订查找、印证对照的编辑工作，考虑周全、繁简得当、扎扎实实、兢兢业业，为毛泽东的读书事迹，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而书中的《学用之道——毛泽东书山路上的风景》这篇长序，堪称全面论述毛泽东读书生涯的纪念碑文。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26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