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是书呆子，他最瞧不起本本主义，他说过“教条主义不如狗屎”，“读书比杀猪容易”。毛泽东把“本本”读活了，他自己的说法是，当书的“联系员”与“评论员”。他读一本书，往往兼及一类书对照读，他的读书评论，妙语连珠，不但有的放矢而且独辟蹊径。毛泽东谈书论理，从来都保持着自己的主体性、挥洒性、批判性。他有所专注、有所赞赏、有所选择、有所借题发挥、有所高谈阔论，也有所拒绝、有所蔑视、有所嬉笑怒骂。

　　比如毛泽东读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指出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罪过”，同时独步地指出登徒子与丑妻恩爱有加正是实行“婚姻法”的模范。毛泽东的分析不落俗套，又确实为登徒子戴了多年的“好色”帽子说了公道话，给了宋玉此赋巧言令色、抹黑他人的批评。在他的建议下，《登徒子好色赋》作为文件之一印发给1958年1月南宁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领导干部。联系历史背景，毛泽东要表达的，就是他说的，“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来反”，他觉得需要为正在发展的实践寻求文化依据。

　　出入于书海，毛泽东能够自如地登高壮观天地间，挥洒肯綮与豪迈的才思，发挥他的大志大智。他有时是天马行空，有时是别具一格，有时是彻底推翻，有时是举一反三，有时是一通百通，有时是欣赏愉悦，有时是怒火义愤。他有所主张，有所热爱，有所痛恨，有所希冀。他在读书中激励意志，激荡思想，激动情感，激发灵感。

　　三、紧扣实践读出真见识

　　《精讲》告诉我们，毛泽东博览群书不是“翡翠兰苕上”的文人自赏，而是有“掣鲸碧海”的大作为大志向。他看重的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把学用之道发挥得出神入化。

　　毛泽东认为“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毛泽东欣赏的历史人物，一是懂得历史规律能干成大事的人，二是从底层发展起来的朝气蓬勃的能人，三是忠厚仁义、大度谦逊、不计功名的贤人。

　　读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郦生陆贾列传》等，毛泽东认为，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兵力远胜于刘邦，却屡失机会而败，“不是偶然的”，项羽最致命的缺点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而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他的结论是，“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告诫说，我们的同志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认为项羽有“沽名”的弱点，为免负“不义”之名，犹豫不决，但也赞赏项羽的羞耻之心，他在1948年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说：“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

　　纵览中国历代开国统治者的业绩，毛泽东得出“老粗出人物”的感慨。当然他也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不行。他分析楚汉战争：“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使人联想起毛泽东在谈到“左”倾教条主义者时说：“他们不知道人活着要吃饭，打仗会死人。”

　　读《南史》，毛泽东为梁武帝手下的将领陈庆之而“神往”。陈庆之出身寒门，以少胜多、战功赫赫；仁爱百姓，克勤克俭；忠正刚直，在不被信任的情况下秉忠进谏，在有人对他有拥立之意时断然拒绝。毛泽东视陈为楷模，还称赞梁武帝名将韦睿是“劳谦君子”，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读《旧唐书·刘幽求传》，对于刘幽求不择手段谋求官位，打击异己，削贬后“愤恚而卒”的记载，毛泽东指出他心胸狭窄，“能伸而不能屈”。读《资治通鉴·汉纪》，蜀汉谋臣法正有利用权力泄私愤之劣迹，有人劝诸葛亮向刘备汇报，诸葛亮则以当时大环境不利于蜀国，而法正正辅佐刘备一图霸业，不能因为小事就限制他。毛泽东同意诸葛亮的看法，批道：“观人观大节，略小故。”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用人之道。正如《精讲》所说：“毛泽东读史真是读到了骨头里，历史的精髓尽取。”

　　毛泽东延安时期提出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主张，也正是他自己读书的追求与要领。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他读马恩列斯，更重视列宁与斯大林，因为后二人有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读苏联哲学著作，但是从一开始就认为那些著作对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讲得不明白不到位。直到斯大林的错误揭露出来，他重视从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哲学观点、辩证法掌握得不到家，直至陷入误区等方面找原因。他在思想方法上一直注意克服片面性，克服形而上学；在治党治国上一直警惕脱离人民、腐化堕落，使共产党变质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谈文学，喜欢描写反叛斗争、抑强扶弱，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一边的作品；读《水浒传》，他说“没有法子，才上梁山。”他喜欢那些百折不挠、豪气冲天的文人诸如屈原、李白等。毛泽东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精讲》辑录的关于鲁迅作品的笔记和讲话有九篇之多。毛泽东认为“鲁迅懂得中国”，他极其赞同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的观点，他号召全党学习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很高。他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中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他读《红楼梦》，是“当作历史来读的”，读出了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封建与反封建、四大家族盛衰兴亡。但切不可以为毛泽东只会从政治历史方面品味文学作品，他对《红楼梦》无以复加的高看，还因为他认为《红楼梦》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他对许多文史篇目的批注，都反映了他的文学造诣和审美高度。

　　关于毛泽东对儒家学说的复杂态度，《精讲》给予了梳理，使人们对此有一个全面了解。首先，毛泽东对儒家学说并不欣赏，他直言：“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1968年）这可以回溯到五四时期，当时的大潮流大趋势就是批判儒家学说，几乎所有的革新派革命党进步人士，都把矛头指向“孔家店”这个“思想界的强权”。26岁时毛泽东就说过：“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1919年）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从来都不是简单地绝对地否定孔子。他常常把孔子及其学说从道德和哲学层面分开进行分析。毛泽东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943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1958年）他说：“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1939年）对于孔子的“正名”说，毛泽东同意从观念纲领上予以否定，但他认为从哲学上说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对于孔子“过犹不及”的命题，毛泽东认为这种中庸观念本身不是“发展的思想”，体现了保守性；但是从哲学上说，它“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他还说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1939年）对于儒家学说中的“知仁勇”“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范畴的说法，毛泽东说：“‘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总起来看，毛泽东似乎更同意对儒学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划清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儒学本意与历代统治者的曲解的界限，做出共产党人的新解。

　　四、《精讲》是毛泽东读书事迹的纪念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