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出的照片上，他双腿微微弯曲，靠在一根竹竿上保持平衡，举起徕卡R5照相机搭配200mm长焦镜头，瞄准街对面的邓小平巨幅画像，足足拍了三卷胶卷。在这位穿着蓝白条纹衬衫的老人周围，身穿粗布衣衫、时髦T恤衫的人涌向这片南中国土地，洋快餐、公用电话、变速自行车依次登场。

　　拿着大哥大、开高级小轿车的人定格在黑白照片上。同时，他的镜头中还有衣不蔽体的乞讨者和扛着编织袋的流浪汉，以及金币像雨点一样砸下来的大幅证券广告。“中国转型过程里的收获和困惑被他的取景框一一记录”。

　　他曾面对西方媒体这样描述中国的变化：“那儿的情况有点像一个人突然成了暴发户。没有人再谈论政治，也没有人谈论孔夫子。社会上唯一的价值观念就是金钱。”有人说，是因为他“在感受中国人内心欲望的走向”，“听到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碰撞的声响”。

　　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照片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摄影杂志上。当时的中国摄影界，摆拍之风盛行。这位西方摄影师的作品让许多人意识到，“纪实摄影绝不是单纯的记录，而是通过典型细节的抓取，折射出一个时代”。

　　有后辈向这位往返中国22次的摄影师取经“如何拍好中国”，他回答得异常简练：“保持耐心，且足够尊重”。

　　中国在改革开放，马克·吕布也在改革开放。长年记录中国，这名法国摄影师吸收了很多中国元素。家门口，他模仿“福”字一正一反贴着两张中国摄影家吴家林的影展海报；客厅摆着几样中国瓷器；工作室的三面墙镶着的一个个小抽屉放置底片，“Chine”（法语的中国——记者注）字样占据半壁江山；黑白照片“延安窑洞里毛主席睡过的炕”就横在西式沙发背后。

　　他在法国巴黎的住所，成为很多中国摄影师迈向西方的第一站。在这个充满中国元素的家中，马克·吕布曾为远道而来的中国摄影师请来法国摄影界的“大腕儿”。他甚至打算自掏腰包，邀请中国摄影师到巴黎交流。

　　在展览馆那面像泥土一样颜色的墙壁上，爱吃芒果的马克·吕布听到摊主报出的价格后，摇摇头走开了。他那件蓝白条纹衬衫已经洗得有些起皱，却出镜率颇高。每一次，肖全从中国打越洋电话给他，没说两句他就急着挂断，说“太贵，还是发邮件吧”。但他却决定把自己毕生所有影像作品的底片和档案资料全部捐献给博物馆，光底片就有35万张之多。

　　2001年，平遥举办第一届国际摄影展，马克·吕布是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他曾贡献出自己最经典的24幅作品，请来的都是国际摄影界的“名角儿”。何奈·布里、苏珊·梅萨勒斯、马丁·弗兰克等轮番出现在这个偏僻的中部小城。如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蜚声中外。

　　为筹集经费，这位摄影师甚至“放低身段”以拍摄年报的方式，说服两家知名跨国公司提供赞助。他当年的合作伙伴司苏实还记得，100多万元的赞助让当时工资只有几百元的他觉得“多到都不好意思接”。但马克·吕布却连一张机票的钱都不要，往返机票还是他“拉下脸”用拍照向航空公司换的。

　　平遥摄影节初创，司苏实去法国“取经”。马克·吕布揽着他的肩膀为他引荐圈里人。“我虽不懂法语，但随时随地都能听到各种腔调的‘PingYao’的声音，特别是马克那尖嗓子发出的‘PingYao’声。”

　　在展览馆的墙上，马克·吕布随意敞着领口，花白头发在风中飞舞。两台常用的徕卡相机甩在肩上，“除了睡觉，从不卸下”。他叮嘱中国徒弟肖全：“你的国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一定要坚持拍摄，你的照片会非常重要。”

　　“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肖全始终记得，10年前在深圳拍摄休息时，他准备卸掉相机，师父立马来了一句：“如果在餐厅里碰上了邓小平，我看你拍不拍。”

　　这位摄影师渐渐老了，那双稳端相机的手，最终也成为那双端起盘子会剧烈抖动的手，无法再拍照。但他常举起一个玩具相机贴在右眼上，眯起左眼，双腿微微弯曲，背弓着。按下快门的瞬间，易拉罐做的镜头弹了出去，他像个孩子一样大笑。

　　在上海这场展览的最后一天，法国时间8月30日，这位摄影师用来瞄准取景器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这场因此而延期一天的展览，原本是他的中国徒弟肖全为庆祝这位摄影大师93岁生日而举办的，名为“给马克·吕布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