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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查获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的通报》。这个《通报》说:“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查获了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该集团非法搜集了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文章、信件、批示200余篇,编成所谓《重要文献》,大量出售。这个《文献》不仅泄露了党的机密,而且差错又很多。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必须认真追查,严肃处理。 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印发《关于严禁在书刊、传单上泄密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说:“为杜绝在书刊、传单上的泄密事件,中央重申,任何群众组织或个人,严禁擅自印发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著作、讲话和翻印、转抄机密文电。凡抄家抄来的毛主席著作手稿、机密文电及其他物品,应一律上交当地革委会或军管会,绝不准私自留存、复制或擅自处理;已非法印发的有机密内容的报刊、传单、小册子,由印刷单位负责回收上缴。” 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印发《关于严禁私自翻印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再次重申:“凡是未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的照片和作品,不论个人或集体像,未经中央审查同意,一律不得私自翻印。此事以前业已通知过,现在再通知一次,望你们按此通知严格监督执行。” 中央在一年中连续下发五个文件,反复制止并要求查禁各地群众组织编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集,这是非同寻常的。但是,由于当时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这五个文件先后下发后,各地、各单位无法严格遵照执行,很难有效地制止类似出版物继续出版和流传。有的群众组织认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错”,仍然阳奉阴违,照出不误。例如,湖北省应山县革命群众组织联络委员会于1967年5月18日编印了一本《毛主席重要指示及讲话汇编》。该书在《说明》中说:“我们收集了一部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尚未正式发表的重要指示和讲话,原准备编印成册,供给革命的同志们学习。后因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他形式编印流传。’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我们即停止了印刷,现将已印部分装订成册,供同志们学习。” 1969年底,中央发出关于保密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普遍开展保密大检查,收缴非法印刷品。这时各地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使中央的各项指示能够得到有效落实。据西安市革命委员会当时的一份文件披露,1970年1月至4月,西安在全市范围广泛开展了以清理文件、收缴非法印刷品为重点的群众性保密大检查,检查中“发现了大量失密、泄密违反保密制度的现象。如:违反中央规定,擅自印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首长的讲话;擅自编印毛主席、林副主席语录”。全市共收缴这类非法印刷品30多万册和大量传单。由于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1970年后,社会上不再有人编印“万岁本”,收缴的均予销毁,仅有少量“万岁本”流入了民间。同样的原因,全国各地图书馆也都没有收藏这类书籍。 对“万岁本”的研究和使用首先是在境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外学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收集毛泽东和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史研究资料和著述十分困难,感到材料匮乏,而且《毛泽东选集》(1～4卷)没有收建国后的文稿,他们要研究建国后的历史和毛泽东,就不得不主要借助于“万岁本”等;其次,由于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及各种单行本著作,发表前经作者亲自校阅过,作了一些修改,与文章最初撰写时的原始形态有一定变化。因此,境外学者认为,“万岁本”的资料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撰写初衷,是对《毛泽东选集》(1～4卷)的补遗,因而备受他们青睐与重视。 境外学者在搜集、编译和利用这些资料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美国新泽西普林梯斯·霍尔公司于1969年出版了《毛:伟大的生平》,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70年出版了《毛的文献:文选和篇目提要》。这些海外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集,主要来源就是红卫兵等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等资料。 1989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等三人,根据《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编译出版了《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时期到大跃进》。他们认为,由红卫兵组织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材料是可信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红卫兵对毛泽东无限崇拜,不可能擅自篡改毛泽东的讲话。另一方面,这些材料的来源可靠:第一,是红卫兵在“抄家”或其他“革命行动”中,从那些亲自聆听过并记录了毛泽东讲话的人那里得到的。讲话中完整地保存了毛泽东的口语和习惯用语,这也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第二,是从《湘江评论》、《苏维埃中国》、《政治周报》、《向导》、《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月刊》、《新华半月刊》、《人民日报》、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等报刊、书籍及其他文件中选出来的。 在研究著述方面,境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建国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均把“万岁本”作为重要的依据加以引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2卷)(求实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有187处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编印的4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有62处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资料选编》等;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有86处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迪克·威尔逊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有43处引用了多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海外学者引用较多的“万岁本”有两个:一个是1967年出版、收录毛泽东1959年至1961年间51篇文稿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另一个是1969年8月出版、收录毛泽东1950年至1968年间113篇文稿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些使用非正式引文的著作在“文革”后经由包括中央有关出版社的国内出版社出版,也间接地承认了“万岁本”的可靠性。 与境外学者相比,“文革”过去了几十年,国内研究毛泽东的有关资料范围已经得到极大的开拓,但“万岁本”在中国大陆学者中一直没有得到研究,更没有广泛使用。一些专门收录、介绍毛泽东著作版本的工具书,如袁竞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大辞典》和方舟、许京生主编,华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图书辞典》等,都没有列入这方面的内容。迄今收录毛泽东著作版本最多的是施金炎主编的《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这本书里面也只收录了寥寥几种香港、国外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毛泽东思想万岁》翻译版本,而对原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则没有加以介绍。从公开学术论文看,1999年以前,基本没有大陆学者引用“万岁本”的情况,只有在有关国外毛泽东研究状况的文章和书籍中,才偶尔见到零星介绍“万岁本”的文字。 (责任编辑：每日一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