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语录》。当时许多单位以公费购买,或以会议文件及奖品形式免费发放给个人。人们把《毛主席语录》当作为礼品相互赠送,甚至有人在子女结婚时,将它作为珍贵的嫁妆或聘礼。 过头 令田晓光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毛主席语录》迅速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韦梅雅说:“当时人们可以饭不吃,觉不睡,但《毛主席语录》不能不背。像我这样十几岁的小姑娘,只要拿着《毛主席语录》到了公交车上,大声说:‘大家都拿出《语录》来!’全车的人就都要拿出来,如果有人拿不出来,全车人都可以批判他,问他是什么出身,是不是‘黑五类’。如果我说:‘请大家翻开《毛主席语录》第某某页某某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家就都要跟着大声朗读。可以说,《毛主席语录》就是当时人们的护身符,只要出门就必须携带。” 当时,有些作曲家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写成“毛主席语录歌”,北京体育学院等单位还编排了“毛主席语录操”,这些都加快了《毛主席语录》在全国的普及。 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谈到《毛主席语录》,都会提及:“去商店买东西,不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商店是不卖给你的。”韦梅雅也印证了这一点。她还说:“我们平常和人打交道,见面寒暄也要先引述一句毛主席语录。” 如果毛泽东思想学得好,可以评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那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人们普遍都在《毛主席语录》的激励之下,争当先进。而学习和使用《毛主席语录》的花样更是繁多,较为常见的是“打语录仗”。“文革”初期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童小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一次周恩来亲自参加的“语录仗”。 当时,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要在怀仁堂东边一个食堂批斗童小鹏,但那个食堂离毛泽东住地较近,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担心影响毛泽东的休息,要造反派换到西边的食堂去批斗,但造反派不听。汪东兴向周恩来反映后,周恩来亲自来劝说,但造反派仍咄咄逼人,还引用毛泽东语录说:“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这时,周恩来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很熟练地翻到“纪律”专题,念道:“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造反派听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只好收兵。 在学校,《毛主席语录》成了教材。1966年,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学生和中学生成为“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他们停课、串联,带着《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各地免费吃住,免费坐车,结交一大批同龄人,然后从四面八方涌入北京,涌进天安门广场。1966年8月到11月,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那万众欢呼的红色海洋,是时代的影像,为世人所熟知。 丁涣芝是湖北人,1956年出生,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她每天在外衣的左胸口处别上带“红小兵”字样的小布块,拿着比手掌大一点的《毛主席语录》去上学。7点,全校师生整整齐齐地站在操场上,对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肖像画,开始 “早请示”。在丁涣芝的记忆中,“早请示,晚汇报”其实就是一边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跳“忠字舞”。 全班60多个同学,丁涣芝是选出来的“排长”,还是全校“红小兵司令部”的一员。“早请示”完毕,她对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踮起脚尖,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抄上一句。然后,语文老师走进教室,开始一小时的早读课,内容就是讲解这句语录。碰到功底不错、了解党史军史的语文老师,能把一句语录的诞生背景、原文出处、写作特点娓娓道来,让十来岁的红小兵们听得津津有味。下午放学时,丁涣芝还要带着同学们回到操场上进行“晚汇报”。依然是再跳一次“忠字舞”,然后集体朗诵今天学会的语录。 上至领袖,下至孩童,人人都学习“红宝书”,那是一种巨大的时代力量。 缺纸 韦梅雅说,当年《毛主席语录》作为毛泽东的敬言敬物,处处可见。但是如果出了差错,就要遭受严重的处分。韦梅雅丈夫的一位战友晚上上厕所,随便拿了一张报纸做手纸,没有看到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结果第二天被查出来,认为他侮辱伟大领袖,是反革命,被判了刑。 在解放军报社工厂为《毛主席语录》作校对的张凯夫,在不需要排版的毛主席头像旁打了一个“×”,按照编稿习惯,意思是不用头像只用文字,结果被《解放军报》造反派抓住批斗,关进了牛棚。“那时候考核我们的工作,首先就看学习语录是否合格,所谓‘一好带四好’,只有语录学好了,其他一切才能好。”韦梅雅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有关,也跟一些人不遗余力地搞个人崇拜有关,他们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搞成了一种形式主义,谁在形式上更出格,就显得更忠诚。 《毛主席语录》也使一些人获得经济利益。英籍华人、英国光华书店创办人邓家祥就是靠卖《毛主席语录》发的家。1966年,他正在英国读书,同时利用休息日在伦敦海德公园出售中国书刊。出售最多的是小开本《毛主席语录》,“几千本、几千本地被人们买去”,包括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俄文,足有20多种版本。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以阻碍交通为名,不准邓家祥摆摊售书。邓家祥索性在伦敦办起了中国书店,从此名扬海外。 曾有媒体统计过,“文革”开始后的几年之内,国内外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总印数为数十亿册。《毛主席语录》成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印制,一度造成了国内纸张和塑料(制作语录封皮用)等物资的紧张。1966年至1970年,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就达到65万吨,比1950年至1965年的用纸总量还多5.66万吨。这仅仅是正式出版的用纸量统计,不包括全国各地私自编印和翻印用纸。一件广为人知的事情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连印刷考卷的纸张都没有,邓小平下令紧急调来印刷《毛主席语录》的纸张。 停印 (责任编辑:每日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