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学校下午早早放学，其他家庭的孩子要不由家长接回去辅导，要不送去辅导班。他和爱人每晚11点收摊，只能让孩子自己步行回家，等他们回去时，孩子已入睡。他的收入不足以让孩子在上海参加辅导，自己的文化水平也只有小学，结果上初中的女儿沉溺手机，成绩在班里倒数。

今年32岁的黄凯是黄友良的侄子，也是油篓村走出的大学生。他的父母在他初一时就来了上海，整个中学阶段，他都独自在老家的学校寄宿。这个如今已在上海定居、年薪逾30万元的年轻人回忆，初中时，学校周末安排回家，周三则有父母探望。每当同学冲向大门，奔向父母怀抱时，他就一个人躲在餐厅吃饭，眼里憋着泪，心里想着母亲临走时和他说的话，“出去赚钱就是为了供你读书，考上大学，日子就变了。”

等到他大学毕业选择工作时，全家意见出奇一致——一定要来上海。家人终于实现了团聚。

如今的黄凯身为城市规划设计师，经常参与旧城改造，把老路扩宽，增加绿地面积，为原本破旧的老城设置公共空间。他时不时在工作时回忆起儿时假期来上海，住的也是破破烂烂的屋子。可也正是那时，他第一次见识了大城市，第一次尝到巧克力和可乐。这又让他在老家的学校成为被羡慕的对象，给了他学习的动力。

“如果父辈没来上海，那我们的眼界可能永远局限在村里。”黄凯说。

他担心的是，自己读书时，很多同学选择考学。可最近几年，村里九成的“90后”在外打工。他偶尔回村，听到人们说：“读书有什么好？出来后也比摊煎饼多不了几块钱。”

村里也试图改变这些状况。近两年，油篓村建起了崭新的铺着绿色塑胶的幼儿园。村支书还说，要为油篓的孩子申请建一所小学，让村民对教育更加上心。

在他的规划里，摊煎饼的生意给一代人带来了希望，可下一代不能照搬。他想着在油篓建煎饼文化馆和体验店，为旅游产业锦上添花。

每张煎饼背后，都有油篓村民对好日子的期待。黄友娥夫妇盼望的，是孩子能考回上海，找到工作。如果孩子真的去了其他城市，两口子就打算把上海的房子卖掉，跟着孩子迁徙。在他们心中，上海不能代表家，孩子才能。

黄友良也期盼着女儿能考上上海本地的中专，不用父女分离。他的梦想是把煎饼在上海做成知名品牌，然后回到油篓，大规模种植有机蔬菜，再借着煎饼品牌的知名度返销回上海。

但眼下，他能做的就是死死守住菜市场旁那个夹缝里的煎饼店，和女儿一起奋力抓住这个城市留给他们的慷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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