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习得自杀能力的方法是什么?游戏组织者又是如何通过任务设置把参与者的自杀意念转变成为行动的?研究认为,习得自杀能力的内在机制是对痛苦、恐惧及疼痛的习惯化与拮抗作用。自杀者可以通过反复多次接触痛苦与刺激事件来提高躯体痛苦的耐受性和降低对死亡的恐惧,并最终克服自我保护本能。 在很多案例中,初次尝试自杀者往往采用比较温和的手段,通常伤口较浅,药物剂量较小。在经过几次尝试之后,最终才酿成了致命的悲剧。这种通过循序渐进,一步步加重自残行为来适应死亡痛苦的方式在“蓝鲸”游戏中可谓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在身上割开浅口,到用剃刀在手上雕鲸鱼,再到切开嘴唇,割腕,最后自杀,可谓一步步地把参与者推向深渊啊。 恶性洗脑 有媒体把“蓝鲸”游戏形容为“电子邪教”,对此我十分认同。自杀游戏的泛滥与传播固然有参与者的好奇心与自杀意念等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更加不能忽视的是游戏组织者所采用的一整套类似于邪教或者传销的“洗脑机制”的魔力,这让诸多青少年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洗脑(Brainwashing),也称为“精神控制”(Mind Control),就是团体或者个人用一些非道德的操纵手段来说服某人按照操纵者的愿望改变自己,从而使个体彻底改变对自我以及对外界事物原有的认知结构,灌输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使个体重建有利于某个组织的全新认知基模,并使个体依赖于这个组织,成为组织的工具。简单来说,洗脑就是通过降低你的思考判断力而让你相信连洗脑者自己都不相信的信息。 常见的洗脑术可以粗略地被分为三大类,让我们来一一对应,看看游戏组织者的恶毒伎俩: 首先,是信息控制。最常见的手段为封闭信息交流(或者单一信息来源),操纵者通过控制人的时间和生理环境,提供单一种类及来源的信息,让你没有足够的机会接触到正面的信息,从而使你相信他们说什么都是对的。回到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到例如:4:20起床,在50天中每天都要完成一个任务等,这些都是在控制你的时间;而全天观看恐怖片,不与外界沟通等,则是在控制你的信息来源,让你接触到的都是负面的或者关于死亡的信息。 为什么这样能洗脑?如果从记忆的脑细胞机制上讲,就是通过不断地输入反复强化,持续作用于大脑皮层下的“反响回路”来影响你的短时记忆,从而影响你的长时记忆。又因为人们潜意识相信“所见即世界”,认为“自己得到的关于某个事件”的信息,就是“与这个事件有关的所有信息”。所以,如果你见过的所有马都是黑色的,你大概不会去怀疑“是不是也有白色的马”这件事吧。 其次,是行为干预。常见手段为去个体化(Deindividuated)。为什么平时热爱家庭,乐于助人的善良人到了战场上会变成制造大屠杀的恶徒?为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以变得无所畏惧地去采取自杀式袭击?这往往是因为他们在长期洗脑中丧失了“个体感”,把自己完全当成了集体中的一个角色,并只会做这个角色“理应做的事情”。群体情景可能会使人失去自我觉知能力,并导致个体丧失自我和自我约束,这便是“乌合之众”的由来。 回到游戏中,参与者都曾不止一次地被命令通过自残的手段来在自己身体各处雕刻“蓝鲸”图腾;同时,这个图腾作为组织的标记出现在游戏行进的各个场景下,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游戏参与者“你是这个集体角色下的人”,“你不是自己,而是角色“。 最后,是人格摧毁。常见的手段为通过“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来摧毁个体的整个自信体系。“习得性无助”是指因为重复的失败或惩罚而造成的听任摆布的行为。这个理论最早于1967年由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通过动物实验提出。他把狗关到笼子里,只要狗一触碰笼子门,就给狗施加难以忍受的电击。多次试验后,即使他把笼子打开,狗也不会再逃跑了,只会蜷缩在笼子里。 正如实验中那条绝望的狗一样,当个体面临不可控的情境时,一旦个体认识到无论自己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不可避免的结果后,便会产生放弃努力的消极认知和行为,表现出无助、无望和抑郁等消极情绪。习得性无助并不全是因为“意志力薄弱”,同时它也并不能以当事人的意志力为转移。只要给予足够多的摧残,足够多的绝望,就能让几乎任何人陷入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中。而回到游戏中,组织者正是通过不时提出让参与者怀疑、否定正常生活的问题;打击参与者自尊(包括辱骂、贬损等);利用裸照威胁参与者不得退出等方式来恶化参与者的身心状态,降低理性判断能力,并最终使人裹足不前的。
- 03 - “蓝鲸”自杀游戏自从今年5月初传入中国至今已经收获了全国各大媒体以及民众的无数关注。然而,在相关报道下,认为“这款游戏在中国没有市场”的大有人在,并且振振有词。而评论区里,对诸如“这是有多无聊,还是作业少了啊”,“中国小孩相比外国小孩来讲,想活的人多,胆子小”,或者“玩这种游戏的都是智障”的点赞者无数。我不禁要问,这些人和说“抑郁症不就是不开心吗,看开一点吧”的人到底有何不同? 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希望让大家了解,很多事情并非表象所看到的那般简单。我只希望,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青少年,当他们无助时,困惑时,能够被看到,能够被抚慰。他们并不是“蓝鲸”游戏始作俑者口中的生物垃圾,他们更需要向善的引导,走出这一小段人生路上的阴霾。
我们都值得被这世界温柔以待。愿光明与你同在。 —THE END— References: 戴维·迈尔斯,2016,社会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 李建良、俞国良,2014,自杀的人际关系理论: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2(1),126-131 姚梦萍、陈欣、李燚,2015,基于人际理论的自杀预防研究刍议,医学与哲学,36(10A),43-45 汤万杰,2006,传销组织精神控制模式探析,社会心理科学,21(86),83-87 李靖,2017,洗脑有术:如何防止被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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